尚红(尚红科)

在明清铜炉系列收藏里面，阿文炉是一枝独秀，但对阿文炉的断代在炉界一直有很大的争议。首先就其型来说，很多人上手一个阿文炉都有疑问这是明代正德本朝还是清代仿的阿文炉？疑问主要集中在型和款。但在铜炉鉴定当中以型款断炉优劣易，以型款断代难上难，且在断代的问题上一直争论、纠结着。目前市面所见阿文炉的型来看，很多都是炉圈内定论的清代炉型，跟目前明末崇祯炉标准器型对比差异大，如就从型和款来断代，迷惑性很大。那我们先从明代的伊斯兰教说起，去揭开正德阿文炉之谜。

一、 明朝时期中国穆斯林的基本概况：

朱明家族、马后及随朱元璋同时起义，建立明朝的文臣武将多半是回民。然而，朱元璋登基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未公开宣布自己的族属和宗教信仰。但明朝皇帝从朱元璋起，除了致力于维护其政权外，也从思想、言论、行动上竭力维护、拓展本民族及其宗教信仰。

（1）明朝对伊斯兰教采取宽容、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政策，由皇帝在全国各地敕建清真寺。阿里•阿克巴尔在《中国纪行》中说：在首都北京建有4座大清真寺，在全国各地建有90座清真寺，都是皇帝赠款修建的。不少穆斯林在朝内担任重臣，在地方担任高官。因此，伊斯兰在明朝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

（2）明朝与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着政治、贸易、文化上的关系与交流。海陆交通畅通。明朝与阿拉伯半岛、海湾国家，乃至北非、东非之间官方使团和民间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从1405年到1433年之间明朝派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先后率庞大的舰队7次下西洋，到达了南洋群岛、阿拉伯海、印度洋沿岸各国，到达了霍尔姆兹海峡、左法尔、亚丁，越过曼德海峡直达吉达、麦加。郑和同舰队上的穆斯林成员完成了朝觐功课，并到达东非沿岸，先后共到达了35个国家，向海外炫耀明朝的富强，扩大其影响。

（3）波斯旅行家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于1500游历中国，于1516年在当时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用波斯语写成《中国纪行》一书，作为礼物奉献给土耳其素丹赛利姆一世。该书全面介绍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状况。这书里面介绍了明朝王室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说：“宫廷内有皇帝专用的清真寺，有宣礼员，主麻日（星期五）皇帝到城外的清真寺做聚礼，以及穆斯林文臣武将对明朝开国的贡献、皇帝对他们的重用等。说：“从皇帝的某些行为看，他已信奉伊斯兰教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力，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这是因为他的国家风俗和法规所规定的……。”并指出明统治者在崇奉佛教的同时，对伊斯兰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以及景泰帝之子归信伊斯兰教等情况。阿里•阿克巴尔的描述是他亲眼所见，与中国民间的传说相吻合。《中国纪行》到19世纪才在伊斯坦布尔皇宫档案库中发现，引起各国学术界的重视与研究。它是继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14世纪《伊本•白图泰游记》后全面介绍中国的文献。

二、正德皇帝朱厚照信奉伊斯兰教

为什么会在明代正德（1505年－1521年）年间，宫廷御用品出现这么多带有阿拉伯文文饰的器物呢？这就不得不谈一下正德王室与伊斯兰教信仰。

明武宗是历史上很有争议的一位皇帝。以往很多人认为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然而通过近些年来历史学界的研究，明武宗(正德帝)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帝王，对各宗教都有所研究，唯独对伊斯兰教认识尤深，感情尤厚。根据《明史》的记载，一般人

认为“豹房”乃是武宗饲养豹只玩耍淫乐的场所。实际上，“豹房新寺”乃是武宗在宫内为自己修建的清真寺，是他潜身修炼的场所，也是国家的决策场所。武宗禁民间畜猪、食猪肉是在“豹房新寺”内决定的。“其‘豹房’实多回人……怂恿之……。”(《癸巳存稿》)；所谓“番僧”乃是武宗从伊斯兰国家聘请来华的伊斯兰学者、顾问。这些学者可能是苏菲派，因为当时伊斯兰世界苏菲派盛行。有些苏菲派信士在夜间举行“尔麦里”（功修）、念“迪克尔“(赞主赞圣)，其调悦耳动听。有些苏菲派信士举行“尔麦里”时伴以音乐、舞蹈。而这些学者或传教士；包括中国的阿訇都可以携带眷属，举行“尔麦里”时，男女教徒又在一起，且宫内后妃多回民，“其间多回人，后宫回宠亦众。”这可能是《明史》所谓的“番僧”、“教坊司乐人”、“回宠”、“恣声伎为乐”。由此可见，“豹房新寺”不是什么武宗‘秘戏淫乐”场所，而是举行礼拜和宗教功修的神圣的清真寺。武宗还自名“妙吉•敖兰”此语为阿拉伯语(Mejid一Allah)的音译，意为“真主的荣耀。”由此我们还可以推断出武宗接受了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学说。在《明书•武宗本纪》载：“正德十四年九月，上次保定，禁民间畜猪，著为令”。说明武宗正德皇帝亲自推行伊斯兰教律，从侧面也反映出明代的伊斯兰教达信仰在正德年间达到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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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正德时期出现大量的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教文化元素的瓷器或其他器物实属合理，另外这时期的瓷器制作逐渐改变了前朝细致，小巧的风格，更多生产出造型厚重的大件器物。

三、与“永宣造像”一脉相承的正德阿拉伯文炉

明朝宫廷造像始于永乐皇帝时。永乐时期是明朝经营西藏的重要时期，也是明朝治藏政策的完善和定型时期。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一改太祖时期招谕、安抚的治藏政策，而转向建立以僧王为首的僧官制度，对西藏上层僧侣广行封赏。《明史》对此有专门记载：“初，太祖招徕番僧，本借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及二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成祖的这种大规模分封活动，在藏地掀起了一股受封热潮，一时间藏地大大小小的僧侣纷纷朝觐请封或遣使来京，而明成祖几乎来者不拒，皆予封号、官职，并赏赐大量珍贵礼物。到宣德时期，这种分封和赏赐仍继续不断。在永乐和宣德赏赐的礼物中，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类似赐赠在《明史》和《明实录》等史料中记载颇多。因此可以说，明朝宫廷造像的产生是与明朝对西藏实施的“众封多建”的宗教政策密不可分的，是明朝宗教政治的产物。永乐、宣德之后，永宣时期盛行的宫廷造像却突然销声匿迹了，至今我们也没有发现一尊永宣之后宫廷制作的藏式佛像。其中原因可能跟后朝皇帝的信仰及政治政策有关。

到正德年间，政府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继续保持着政治、贸易、文化上的关系与交流。信仰伊斯兰教的正德皇帝在全国赠款修建清真寺庙及不少穆斯林在朝内担任重臣。出于以上历史背景分析，正德时期出现这类阿拉伯文装饰的铜炉并非偶然，由此得知，这些铜炉多是正德皇帝御用或赏赐铜器。这类等级铜器，自然不能模仿前朝宣德炉的样式，他们需要开创一些新的炉型，这些形式和款需明显的区别宣德三年之炉型。在设计师的努力下，厚重扳耳押经，朝冠炉，钵，鬲等型式随之出现，款落正德年制篆书或大明正德年制楷书款。正德炉在皮色上几乎都是矿物红色，作为伊斯兰教使用的香炉本应以绿色外皮为先，却选择用红色做炉外皮(汉族人尚红的习俗)，从民族角度猜测作为皇帝也是用心良苦。

作为御用铜器，这批正德炉如同永宣造像一样，不惜工本，施以大量的铜矿精练，铸造出厚重胎体,形制稳重霸气，以炉身带阿拉伯文纹饰为标志的正德炉，他们代表王室的伊斯兰教信仰及审美标准。在官铸铜炉外，同时期民间作坊也有铸造一些正德炉，款识有“宣德年制“年号仿款，另外还有写年月纪年款，如“大明正德五年钦赐回回掌教“类似作品，但在品质上不及官造炉。

正德官造（1506-1521）铜炉艺术特征：

1. 装饰阿拉伯文字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时代特征。

2. 阿拉伯文书法上的完美，珍珠地感观上的虔诚。

3. 铜炉表皮-偏紫光的红皮色，俗称“正德红”（后期脱落红皮露黄铜的例外）。

4. 铜质为精黄铜，形制稳重，炉壁以厚胎为主流。

5. 工艺精湛，内堂打磨细致，带有微旋文痕迹。

6. 款识以大明正德年制两行六字楷书和正德年制两行四字篆书为标准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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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仿制品的由来

（1）明中晚期社会动荡至民间铜炉发展的高峰期

明中晚期国家时局动荡，明代官方已无力再大规模铸造铜炉，大儒大才之人报效国家无门，转而隐匿山林，远离政治，终日读书，习画，焚香。书房案头上除笔墨纸砚外，必安置宣炉一口，文人参与制作与铸造宣炉，在当时非常流行，于是民间作坊兴起铜炉定制。因为信仰问题，这时候的炉型主要还停留在仿制“宣三”炉型范畴内，尚未发现明末仿制阿文炉器型。款式一般以斋堂，吉语，姓氏、诗文为主。以崇祯时期小作坊铸炉作为明朝铜炉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只不过这个高峰期是以民间作坊铸造铜炉为主流。

（2）清“康、雍、乾”三朝官方制作铜炉：

明亡清朝建立后，国立强盛的“康雍乾”三朝代，出于社会风俗、宗教及政治的需求，再次进行官方制作铜炉。根据现存实物来看，这批铜炉有一定的数量存世，说明当时是有一定规模的制作。它们在型制、打磨、尺寸、重量、落款等制作工艺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从这批官造炉来分析，可以看出当时是把明朝两次官方铸造的铜炉按清朝王室的审美要求，各取优点（取宣德年号落款和正德炉的型制）进行二合一的创新。

这时期的官造炉款识极少量落本朝年号，多数落宣德年号寄托款（宣德炉名气太大，可能是出于社会的需求），但书写字体有变化，带有清朝自身审美的书法结构，落“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或“宣德年制”、“宣德年”及“宣德”悬针体篆书。悬针体篆书是三代炉官造的典型代表，是仿西汉王莽时期创造的悬针体篆，字体工整，笔画纤细深峻，运用在铜炉款上也算是一种书法创新。炉型则继承正德炉那种端正、厚重、严谨、大气的皇家型制。

清三朝（1662-1795）官造铜炉艺术特征：

1. 型制霸气端庄、厚重规整、炉细节优美。

2. 制作尺度严谨、工艺精致、内堂打磨极细。

3. 款识以“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和宣德年制四字,三字,两字篆书为主流官款，少量带本朝年号。底款结构严谨，字体规整，金石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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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世量的正德本朝和“康、雍、乾”三朝官方制作铜炉型制分析可以证明正德年间制作的铜炉形制得到清朝满族官方的认可，并得到继承和发扬。（这种没有继承明末崇祯炉型的样式变化，很大程度上也是满族入侵，明朝上层阶级被杀殆尽，自此汉族文人在清早期多被排斥在核心政治之外，满清官方自然不会接纳明末文人喜好的炉型审美标准）。他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元素代表大清国皇家的审美标准，而正德炉型恰符合他们的标准。这就是不同阶级统治初期的文化审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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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铜炉基因传承分析图”可以看出一个有规律的现象，宣德三年的铜炉风格基因传承给明末清初的铜炉，正德铜炉风格基因传承给康雍乾三代的铜炉，这属于典型的隔代基因传承。

（3）清中后期及民国制作铜炉：

清中期也有仿制阿文炉的铜炉，但制作工艺，特别是在铜质，阿拉伯文书写和珍珠颗粒的斩刻都有区别于正德本朝炉，且底款一般落宣德年号款以区别正德本朝阿拉伯文铜炉。至于清晚期和民国仿制阿拉伯文铜炉，虽然底也有落款正德年号的，但制作工艺粗糙，型制已完全走样。则不再本研究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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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总述：

在明清宣德炉当中，有明确历史记载大规模铸造官炉的只有“宣德三年、正德期间和清康雍乾三朝”时期。从史记来看宣德三年铸造的炉型选自宋元名窑及《宣和博古图》《考古图》等典籍进行模仿，型制上并无多少创新。到正德年间伊斯兰教信仰达到鼎盛时期，朝廷作坊进行高规格的创新设计，铸造出一批明显区别于宣德三年的阿拉伯文炉作为御用品。

清代虽也有一些铜炉直接在炉身纹饰阿拉伯文，但在款上有区别，多落宣德年号的寄托款。这可以说是今人对模仿前朝器物一种潜在敬重规制的约束，以区别本朝炉。到了清末民国时期，政治不稳，社会动乱，民间作坊仿制铜炉就没有受潜在规制约束，明式清式铜炉样式都有仿制，但因为制作工艺粗造，型制及神韵已完全走样。

如果说“宣三”的铜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风磨铜（精炼黄铜）铸成的精品铜器。那正德炉型设计应该说是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走向大胆创新，借古不复古，设计一批全新的精品炉型，代表信仰伊斯兰教的正德皇帝和回回教王室成员的艺术审美标准。这批炉子出来后如同宣德三年后的景泰铜炉工艺，对后世特别是清三代影响巨大。但在汉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正德明室“回化中华”的种种努力，难以实现，力不从心。加上明中晚期社会动荡及后代帝王的信仰不同，正德阿文炉如同永宣造像一样，在正德后，宫廷制作阿拉伯文铜炉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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