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农村脱贫将达到7000万人,中国将彻底告别贫困。
而在1月10日,新首富、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在贵州毕节的扶贫讲话称“五年无偿投入110亿对恒大不是难事”,“不脱贫,不收兵”。
而前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2017年12月2日到贵州丹寨扶贫的视频近来亦流传网络,视频中王健林因扶贫思路存分歧罕见怒斥丹寨县长“脱裤放屁”。
视频显示,贵州丹寨徐姓县长向王健林提出要求,万达在丹寨投资的所有产业,所有的利润都不带走,注入万达基金和丹寨政府共同来监管。
王健林对此愤怒回应称,“利润如何转移分配的问题,如果不能保证,那还不如我每年固定给你5个亿,然后你自己去分得了。5个亿,对我很简单。何必费劲巴拉、脱裤子放屁”。
这显示出,万达和贵州丹寨县政府在扶贫思路上存在重大分歧。县政府青睐于真金白银实物扶贫,因而要求万达直接向县政府划拨扶贫资金,再由县政府将资金分配给贫困户。
王健林则倾向于采用产业扶贫的方式,一方面变简单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带动当地就业和消费;另一方面,万达在产业扶贫中亦可获得微薄利润。而王健林之所以“怒怼”丹寨县长,也是对其庸政懒政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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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健林相似,许家印在扶贫对象的选择上也对贵州情有独钟,他选择的帮扶对象是贵州毕节市大方县。许家印在讲话中历数恒大集团在毕节的产业扶贫功绩。
对我国扶贫中带有的共性难题,许家印也是苦于如何选择最恰当的扶贫方式。
许坦言“五年无偿投入110亿对恒大来说不是一件难事,最难的是要派一支能吃苦耐劳、能奉献、能打硬仗,能出思路、能出管理、能出办法、能出技术、能激发当地干部群众内生动力的优秀扶贫团队”。
另外,许家印在讲话中也不忘时不时晒出自己的“红顶子”,称“2015年12月,我们在全国政协的鼓励支持下,开始结对帮扶毕节市大方县”。
许回忆自己经历过的贫穷日子,称“没有国家的恢复高考政策,我还在农村;没有国家的14块的助学金,我也读不完大学;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恒大也没有今天。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社会给的,我们应该去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应该回报社会,我们必须回报社会”。
创富金融分析师则指出,在西方社会,扶贫捐赠多采取社会自我管理模式,企业和富人通过相关基金会完成捐赠帮扶。而在中国,相关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缺位或者不够健全,扶贫开发和捐赠还是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之下开展,采用政商结合的方式。
这也就是“大社会小政府”和“大政府小社会”的体制区别。
更深层次的区别,我国现实中的政商关系下,由于政府手中掌握各种资源及其分配权限,商人不可须臾离开他们。商人削尖脑袋向其靠拢,很多商人其实都头顶“红顶子”,没有“红色身份”的商人也在摸爬滚打中修炼敏锐的嗅觉,并随之起舞。
自称“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王健林,其掌控下的万达集团2017年6月被证监会调查,之后万达集团遭遇“股债双杀”,王健林也从中国首富宝座上跌落,万达不得不变卖资产偿还银行债务。
对于王健林遭遇的“滑铁卢”,媒体指背后真正原因在于万达集团海外投资触犯了禁忌,对此,王健林曾公开回应“我们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因而被批“不懂政治”。亦有消息指万达在“一带一路”项目上与国企争利。
而刚刚取代王健林首富位置的许家印,亦被媒体曝出在“恒大报”事件以及旗下足球俱乐部引进外籍球员上跌了跟头,同样被批“不懂政治”。
2017年10月,恒大集团在其自办报纸上模仿《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消息,以红体字加大幅照片报道“许家印主席会见江苏省市主要领导”,招致批评。
其后,恒大旗下足球俱乐部以抬高转会价格20%的方式争抢外籍球员,2018年1月10日,中国足协在网站上发布通告,对恒大旗下俱乐部予以严厉警告。
而伴随着轰轰烈烈反腐的持续推进,欲重塑政商关系,并警惕权力的游戏。
“每一个权力中心的周边,都聚集了一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因为接近权力中心,得以垄断资源,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可能是权贵阶层,也可能是‘白手套’,他们游走在边缘,与权力完成合谋”,“每一个贪腐案件中,官员的身边莫不聚集了一批‘近权力的楼台先得利益’的商人。权钱交易,是贪腐永恒的话题。规制权力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一个难题。”
同样起家于房地产的许家印与王健林,先后成为中国首富。在我国的政商环境中一路跌跌撞撞走来,如今,除了商战,在扶贫大舞台上,许王两人俨然正在开展一场比拼觉悟的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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